全力以赴推進浦東開發開放：無愧於人生能有這回“搏”
5月3日，這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日子——浦東開發辦公室掛牌的日子。雖然要到下午4:30左右才正式舉行掛牌儀式，但是從當天清晨起，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就陸續不斷趕到浦東大道141號，詢問有關投資情況，爭敲浦東的“大門”，洋溢出對浦東開發的極大興趣。上午8:30，浦東開發辦公室迎來瞭第一個客商——香港寶麗安實業有限公司業務經理姚偉權。他走進掛牌前的這幢坐落在綠樹掩映中的辦公樓，征詢有關投資事宜。姚偉權的老傢是浦東，他看上去40多歲。他在香港一聽到開發開放浦東的消息，就特意乘飛機從香港趕來，想在傢鄉投資辦廠。雖然浦東開發辦公室還沒有正式“開業”，但工作人員卻破例給予詳細解答。此後，前來咨詢的外商絡繹不絕。僅當天卜午，就有日本古賀交易株式會社等五批外商前來上門咨詢、洽談。追蹤的“熱線”電話甚至跨洋越海從國外打到瞭我的傢中。
4月30日下午，上海市政府新聞處在錦江小禮堂舉行新聞發佈會，我和李佳能一起參加瞭。會上黃菊副市長代表上海市政府向國內外宣佈瞭浦東新區對外開放的十條優惠政策，包括區內生產性的“三資”企業，其所得稅減免按15%的稅率計征，經營期在十年以上的，自獲利年度起，兩年內免征，三年內減半征收；允許外商在區內投資興建機場、港口、電站等能源交通項目，允許外商在區內興辦第三產業、增設外資銀行，允許外商貿易機構在保稅區內從事轉口貿易，以及在區內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等政策。朱鎔基市長宣佈上海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成立，同時成立上海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作為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負責浦東開發的統籌、規劃和協調工作。同時還宣佈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定於5月3日正式對外辦公。
1991年4月29日，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同意朱鎔基辭去市長職務。4月30日，黃菊同志找我談話，宣佈朱鎔基同志的決定，徐匡迪到市計委工作，我到市外經貿委、市外資委工作。離開浦東開發辦後，我繼續通過出訪海外國傢和地區，或者會見各國元首、政要及商界領袖來宣傳浦東，推動外資投資浦東，為浦東發展獻計出力。
1988年朱鎔基同志當選上海市市長後，繼續籌劃開發開放浦東，並對如何開發浦東提出瞭自己的設想。他在《對浦東開發的幾點具體意見》講話中指出，關於浦東開發的組織領導問題，政企要分開。目前，不電梯保養項目要成立單獨的政權機構。當然，要有一個統一的規劃協調領導機構，可以稱作“浦東開發委員會”或者“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籌備機構，專人專職來抓這項工作。開發機構要政企分開，要采用經營的方式來開發，可以組織若幹個開發公司或咨詢公司，還可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為加快浦東開發開放的步伐，朱鎔基同志還積極向黨中央國務院爭取支持。
金橋出口加工區是中國唯一的以出口加工為主的開發區。那麼，為什麼要搞金橋出口加工區？因為當時一個很明顯的事實是，我們出口的產品比較粗糙，以紡織產品、輕工產品、土特產為主。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上海外匯奇缺，許多東西都要創匯指標，而且換匯的成本很高，出口開始也很困難。這首要的原因是體制上的障礙，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產品結構不行，低附加值，好多是原料型的，比如土特產，都是一箱一箱出口。像中藥，出口時不值錢，但是人傢一加工、一分裝，一下子就身價百倍。服裝也大量出口，但創匯很少。江澤民同志當上海市市長時，強調上海能不能形成拳頭產品。朱鎔基同志要求浦東發展現代化的、資金密集的、技術密集的、勞動市場量廣、原材料能耗少、出口創匯能力強的工業。後來，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上海提出並實施外貿出口的“龍頭計劃”，發展帶有支柱產業性質的、附加值高、深度加工的產品，包括航空設備、化工設備、機械設備、傢用電器等。當時覺得提高我們產業的國際消化能力，首先是一定要參與國際交換，其次要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出口創匯能力。所以，金橋出口加工區的汽車產業就變成瞭我們的支柱產業，汽車馬上就升級換代，成為高端產業鏈的一部分，參加國際產業鏈的構成。1992年、1993年我們的外貿出口，總講要考核指標，但是達到100億美元是很困難的。到瞭1995年、1996年的時候，不用擔心，因為外資企業都搞起來瞭，都是外向型企業，不僅生產的產品主要出口，而且也改變瞭我們的產業結構。從而使上海在先進制造業方面形成瞭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對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升級換代發揮瞭積極的作用。
5月1日上午10：10，我就到瞭外灘12號市政府辦公大樓，與具體分管浦東開發的倪天增副市長碰頭，他先交給我一份他手寫的關於浦東開發辦公室組織領導機構及領導人員名單，具體內容如下：浦東開發領導小組組長為黃菊，副組長為顧傳訓、倪天增，成員單位包括市計委、建委、科委、外資委、人民銀行、規劃局、土地局等委辦局以及“三區兩縣”等。浦東開發辦公室領導班子成員建議人選為我和李佳能等，浦東開發辦公室和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目前先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隨著工作的開展再逐步分開。機構組建工作要先掛牌、先工作，後完善。浦東開發辦公室下設辦公室、綜合規劃處、工程規劃處、政策研究處，還有信息處（包括信息資料處、宣傳接待處）等，領導小組設立顧問組。緊接著，我們商量的第一件事就是決定浦東開發辦公室指路牌的制作，決定在延安東路隧道出口處離浦東開發辦公室700米、200米處各豎一塊綠底白字的指路牌——“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上海市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中英文對照，以方便投資者。指示牌連夜就做好掛出，第二天就醒目地出現在浦東開發辦公室附近。這個指示牌不是一般的指示牌，而是像現在的交通指路牌一樣，很大，具有廣告效應。這是浦東開發開放要啟動的第一個信號，浦東人都奔走相告，興奮得不得瞭。
由於我負責浦東開發開放的宣傳接待工作，所以通過新聞媒體全力為浦東開發開放鼓與呼是我的分內之事。1990年5月15日，即開發辦掛牌兩周後，香港《文匯報》上海辦事處召開“浦東開發開放專題研討會”，專程來滬的香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主持瞭研討會，上海各領域的10位專傢出席瞭研討會。我做瞭題為“建設全新上海的契機”的發言，分別刊載於1990年5月18日和19日的香港《文匯報》，在海內外引起瞭廣泛影響。我在發言中講到，我們要把浦東開發開放作為建設全新上海的契機。具體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考慮：
浦東開發得到全市的支持。在浦東開發辦籌建過程中，方方面面都大開“綠燈”。辦公樓選定的當天晚上，建築工人就搭起瞭腳手架，把內外墻粉刷一新；園林工人“五一節”加班為辦公樓栽花種樹，美化四周環境；郵電工人在兩天內為辦公室裝電話，接通瞭線路。在浦東開發辦籌備過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普普通通的市民對浦東開發的真心擁護和無私支持。我舉一個小例子，5月3日清晨，傢住在浦東六裡鄉的瓷磚廠工人王培德來到辦公室，他不顧傢中父母和妻子多病，拿出500元人民幣，表示要為浦東的開發盡一份微薄之力。浦東開發真是牽動全市人民的心啊！還有農民表示要捐出自傢的房子和地，我們真是得到瞭很多支持。
大約從1983年、1984年開始，上海市委、市政府就開始提出要開發浦東，這是從整個上海的浦東來考慮的。陳國棟、汪道涵同志很早就把開發開放浦東提升到戰略思想層面。當時上海各界普遍認為，開發浦東至少有兩方面意義：一是可為上海城市建設探索新路，以老區帶動新區開發，以新區帶動老區改造，這其實就是後來所說的“開發浦東，東西聯動”；二是可作為上海經濟向外向型轉變的重要窗口，加快上海與世界經濟“接軌”，也就是要“服務全國，面向世界”。其實，開發浦東也是歷史的選擇、時代的需要。20世紀80年代世界已經形成瞭全球化的大趨勢，中國要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占一席之地，就需要建立像上海這樣的經濟中心來參與世界的經濟競爭。而要建設上海經濟中心，就必須通過開發開放浦東，通過“依托浦西、開發浦東、以東帶西、東西聯動、滾動開放”，最終實現振興上海、面向世界的目的。而且東進也符合國際大都市發展的規律，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大都市都是沿河兩岸發展的，而且陸傢嘴比較能夠解決外灘原來金融貿易等方面的一些功能欠缺。特別是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國要打破孤立局面，向世界宣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打什麼牌？打浦東開發的牌最合適。就像鄧小平同志所講的那樣，上海要做點事情，向世界表明我國改革開放是放不是收，浦東開發開放就是抓住瞭這件事情。把浦東開發開放事業推出來，進一步彰顯瞭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
把陸傢嘴地區規劃為金融區很好理解，因為與陸傢嘴一江之隔的外灘原先就是金融集中地，所以，在陸傢嘴發展金融，就與老市區聯成一體，組成一個金融中心、信息中心；金融上去瞭，整個城市就活瞭，資金也有瞭，這是浦東新區開發建設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再者，陸傢嘴的區位優勢明顯，因此要充分發揮其級差效應，使開發效益最高。而且陸傢嘴一線要搞得比浦西還好，更有特色。因此，我們在陸傢嘴地區規劃的總的指導思想是，一定要周密地規劃，要從整體考慮，很超前，千萬不能求快，急功近利。打個比方說，如果一塊西裝料剪瞭一部分做瞭別的東西，你整個的高檔衣服就做不起來。總的來看，陸傢嘴地區規劃最慢，要求也非常嚴格，我們借助國際智力，搞出瞭一個關於陸傢嘴地區的國際一流的城市形態規劃以及交通規劃，最後才形成今天這個樣子，包括規劃瞭中心軸線和綠地，另外還有幾座大樓，有東方明珠、金茂大廈等。比如規劃東方明珠，當時上海廣電局局長龔學平來找我看東方明珠模型，幾個模型放在浦東江邊的一個小地方，經過比較和綜合後，就成為我們現在比較中意的那種樣子。我說東方明珠一定要規劃好，要在21世紀站得住腳。後來龔學平同志說，老沙強調過，東方明珠的規劃建設要經得起21世紀考驗，事實證明是站得住腳的。陸傢嘴地區的許多項目雖然起步比較晚，但是標準定得高，現在發展得非常好。
1990年6月8日，以市長朱鎔基為團長、汪道涵為顧問的上海經濟代表團訪問香港，出席90年代上海經濟發展滬港合作展望研討會。朱鎔基同志作瞭兩個講話，主要是說明上海要向世界開放，並出席在香港富麗華酒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朱鎔基同志在會上回答瞭記者關於開發開放浦東有關的提問。朱鎔基同志強調，開發和開放浦東，是中央的戰略決策，說明我們中國仍然在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我相信這個戰略決策必將促進整個長江流域、東南沿海地區，以至中國經濟的發展。朱锫基同志還指出，關於上海開發、開放浦東，其特殊政策與廈門、深圳相比，基本上差不多，但自身的特點有四個：第一，我們要在浦東建立自由貿易工業區，以自由港為目標，這個政策在目前中國已經存在的特區裡還未有過。第二，我們推進金融開放。上海要引進外資銀行，開放證券交易所，把金融搞活，上海是把它作為非常重要的開放內容來對待的，這些都是上海經濟發展的潤滑油。上海要建成真正的國際金融中心。第三，對吸引外國企業傢直接投資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改進的辦法。第四，在土地的有償轉讓和開放房地產市場方面，我們也有一些靈活的政策，作一些新的探索。我們展望浦東發展的美好前景，增強瞭香港各界人士對浦東開發開放的關註和參與熱情。15日，我們上海經濟代表團一行又訪問新加坡，主題還是推介浦東開發開放。朱鎔基同志在新加坡的講話中講得更透瞭，他說浦東新區的特點是不“特”而“特”，“特”中更“特”，在講到保稅區時他就用瞭Free Trade Zone，當時我們這裡叫外高橋保稅區，但是他講的是自由貿易區，又用的是英文，巧妙地避開瞭用中文講“自由貿易”的麻煩。就是說當時浦東的目標和戰略取向也是很明確的，已經瞄準瞭現在進行的自貿區建設，所以我們到歐洲後首先看自由貿易區，後來到其他地方也看一看自由貿易區。在香港和新加坡期間，朱鎔基同志還做瞭很多考察工作，包括住房制度改革等，還聽瞭很多意見。回來後，朱鎔基同志說，我們要認真地聽，包括一個圖章的政策，有人反映根本不是一個圖章，盡管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我們確實在推進這項工作。7月7日，應美中全國關系委員會邀請，以市長朱鎔基為團長、汪道涵為顧問的中國市長代表團訪問美國，在訪問結束後，又在美國作瞭停留，宣傳浦東開發開放。朱市長的出訪，是對浦東開發開放的很好宣示和宣傳。
籌建浦東開發辦：浦東開發開放的大船由此奮力揚帆起航
作為一個曾參與過浦東開發開放初期工作的“老人”，我不管是在任上還是退下來，都始終心系浦東開發開放，可以說，浦東開發開放的事業已經融入我的生命裡瞭。
下午4:30，浦東大電梯維修公司道141號，一幢毫不起眼的兩層小樓前，原本寬暢的馬路，被從四面八方聚集而來的市民和一輛輛滿載賓客的車輛擠得水泄不通。當浦東對岸海關大樓悠揚的鐘聲敲響的時候，“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上海市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正式掛牌。朱鎔基、黃菊、倪天增都出席瞭掛牌儀式，夏克強主持掛牌儀式。浦東開發辦公室就這樣開始運轉瞭，主要人員的分工如下：我負責分管對外宣傳和接待，李佳能負責城市規劃，黃奇帆負責政策研究。此後不久，經上海市委老領導胡立教推薦，楊昌基從河南調來擔任浦東開發辦主任。浦東開發開放的大船，從這裡揚帆起航瞭！它為一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夢畫上瞭一個句號，又為一個跨世紀的偉大工程敲上瞭第一枚鉚釘。
凡是前來采訪的記者都奮筆疾書，把最新的消息傳遞給廣大讀者。離掛牌還有一點時間，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就開瞭個短會。由於辦公樓是由浦東文化館的一幢兩層的舊式樓房改造的，下層是倉庫，陰暗、潮濕，散發著陣陣黴味。為瞭“遮醜”，我們就把下層過道用一塊門板擋住。朱鎔基同志看到門板很奇怪，就問我裡面是什麼，我說是雜物，黴味太重，所以要擋一擋。朱鎔基同志推開門板向裡面看瞭一眼，指著黑洞洞的過道說：“不要用門板擋住過道，要讓來開發辦的人看一看，我們浦東開發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開始的。”朱鎔基同志對“外”是從不遮“醜”的，其實這種實事求是、不刻意回避矛盾和問題的做法有助於樹立上海良好的形象。
1992年4月27日至5月14日，我隨黃菊同志訪問美國、日本。當時黃菊同志帶瞭兩個代表團，一個是中國代表團，團長為黃菊，副團長為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韓敘，應美中協會邀請訪問美國。另一個是上海市代表團，應世界銀行、美國舊金山市和日本大阪府大阪市邀請，出訪美國、日本。到瞭紐約總領館，當時適逢《中美聯合公報》發表20周年，三位美國總統，包括時任美國總統的老佈什以及前總統尼克松、卡特都發來賀電祝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來會見我們。舉行晚宴時，黃菊同志除瞭講中美關系外，就講浦東。到瞭華盛頓，黃菊同志又講浦東，他還向來賓介紹瞭浦東新區內的外高橋保稅區、金橋出口開發區、陸傢嘴金融區的開發和發展情況。在日本訪問期間，上海市代表團還是講浦東，有力地宣傳瞭上海開發開放浦東的決心和美好前景。1992年12月7日，我又陪同黃菊同志訪問英國和我國香港，在英國做瞭很多工作，在香港跟李嘉誠簽約，包括和南洋酒店簽約，而且作瞭很多考察。1994年5月25日至6月6日，我陪同吳邦國書記訪問美國、加拿大，然後訪問古巴。在美國、加拿大訪問期間，也接觸瞭很多銀行以及沃爾瑪等大企業集團，借機宣傳浦東開發開放。
積極向海外宣傳推介浦東：甘做開發開放浦東的鋪路石
外高橋保稅區就是商品進入到這個區以後境內關外免稅，保稅。現在講要搞自由貿易試驗區，其實早在那時候就提出建設外高橋自由貿易區瞭，朱鎔基同志就講要建立自由貿易區，是用英語講的，後來由於多種原因，就是搞保稅區。規劃張江高科技園區主要是考慮到上海的改造和振興不僅要靠傳統工業，而且還要有高科技產業。當時是有意識地進行規劃留出這麼一個地方，當然大規模的開發建設是以後的事情瞭。
1990年3月底，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受江澤民總書記和李鵬總理的委托，帶瞭許多部委辦的負責同志，包括國務院特區辦、國傢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對外經貿部、商業部、中國銀行等負責同志，來上海協調浦東開發開放的相關問題，朱鎔基同志還作瞭幾次陳述、講話和匯報。後來向中央上報瞭關於上海浦東開發情況的幾個匯報，包括允許開辦外資銀行，保稅區從事轉口貿易等優惠政策，後來上海宣佈的浦東開發十大政策實際上是上海和中央前期商量的結果。4月18日，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上海大眾汽車成立五周年大會上，正式宣佈中央同意上海加快浦東開發，他說：“中共中央、國務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的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浦東開發的帷幕就此拉開瞭。4月20日至30日，市九屆人大三次會議舉行，市長朱鎔基作政府工作報告，副市長黃菊作計劃工作報告，並且還對浦東開發問題作瞭專題報告。
首先，開發浦東、開放浦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它不僅僅是上海發展的一個裡程碑，而且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裡程碑。隻有通過開發開放浦東，發揮上海這麼一個有著綜合優勢和強大工業基礎城市的作用，充分利用我們國傢經濟優勢，利用各方面最有實力的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才能形成中國進一步深化的改革開放格局。其次，要用新方法加速新陳代謝。前幾天，《華盛頓郵報》駐京首席記者采訪我，他講，有朋友對他說，上海是一個半老徐娘，想要恢復她的青春，就要對她塗脂抹粉，或者搞一些整容手術。我對他說，你這個想法是徹頭徹尾的不對。從上海來說，是有著她光榮的過去，但由於歷史條件，這些年形成瞭一個非常大的工業基地和加工中心。而以開發開放浦東為契機，上海不是整容，而要以全新的方法來加速她的新陳代謝，使之越來越健康、越年輕。就像一句廣告詞所說的那樣——“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第三，要正確認識浦東改革開放和東西聯動的關系。開發開放浦東可以形成一個全新機制，帶動整個上海的開放，使上海在國際的大循環、世界經濟的大潮流中去經受沖擊。開發開放浦東不是單純地疏解浦西的壓力，而是要發揮浦東的龍頭帶動作用。通過發揮浦東新改革、新政策、新運行機制的先行優勢，把浦西帶動起來。所以我非常贊成這樣一個提法，新區、新事、新章、新辦。隻有這樣，才能以新的東西突破原來的東西，通過浦東浦西聯動開發，真正形成一個西太平洋的金融、貿易和多功能的城市明珠。第四，必須加速度開發浦東。從物理的概念來說，不僅要追求初速度快，更要重視加速度快，這就要求我們在政策設計上、在開放問題上、在基礎設施和其他軟環境方面，也要縝密規劃、完整設計，實現加快發展。要從我們的國情、市情出發，充分吸取已有的開放區和開發區的經驗，充分地借鑒國外的成功模式，使我們少走彎路。經過我們的大力宣傳，浦東的窗口效應和焦點效應充分顯示出來，到1991年4月18日，浦東開發開放一周年之際，共有來自五大洲3000多批15000人次的客商踏上瞭浦東的大地。
浦東開發辦公室成立後，開始時隻有13個人，後來增加到64個人。浦東開發開放之初的工作條件非常辛苦。當時，浦東開發辦還沒有食堂，我們就在浦東中心醫院食堂搭夥吃飯。有時工作時間晚瞭,就到路邊的一個小攤上吃一碗牛肉拉面。吃的次數多瞭，攤主就專門給我們開發辦的人員準備碗筷，防止交叉用碗筷導致被傳染上肝炎。辦公條件也很艱苦，我們幾個主任、副主任擠在一間辦公室，每天接待來訪客人，有時飯都顧不上吃，靠的就是這股勁！當時《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采訪報道浦東開發開放，開始他對浦東開發開放的力度和進度是有懷疑的。一次他在上海市外辦采訪我時，我就問他有沒有興趣到浦東實地看一看，這個記者答應瞭，於是他就和我們一起到浦東中心醫院食堂吃飯。這個記者看瞭我們浦東開發辦的實際情況，很感動，就寫瞭一篇很長的報道，說53歲的上海浦東開發辦負責人沙麟，帶領63名工作人員，腳踏實地地工作，完全沒有官僚主義作風，是真正幹事業的人。
浦東開發辦是上海改革開放的窗口，是萬眾矚目的焦點，也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窗口。國內外一下子把目光聚焦到上海，聚焦到浦東。前來浦東考察、咨詢、探路、投資、參觀調研的人，都由浦東開發辦來接待。上至部長下至普通人員都來浦東開發辦調研或看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國傢副主席榮毅仁、交通銀行總行總經理戴相龍都曾經來浦東開發辦視察考察。日本的很多財團也來浦東考察。我們的工作量真是大啊！工作成效也很顯著。從5月3日至6月1日，共有20多個國傢和地區的600多批次人員訪問浦東。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李顯龍也帶團來到浦東開發辦考察，我把一張浦東規劃圖攤開來給他們看並進行講解。在黃浦江的遊船上，李顯龍和他的幾個部長問我：“你們這麼大的規劃，什麼時候能完成？”他們持觀望的態度。僅僅過瞭五年，1995年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到浦東考察，這時的浦東已經大變樣瞭，一個以嶄新面貌出現的新浦東屹立在黃浦江東岸。吳作棟贊嘆地說，已經搞得很好瞭，他提不出什麼意見。
新聞發佈會結束後，我拿著黃菊同志給我的一疊材料回傢，一頭鉆進瞭材料的研究中。邊看、邊摘，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一直看到5月1日凌晨兩點多鐘。並隨手寫下瞭自己對開發開放浦東的感想：從事浦東開發要“奉獻、開拓、廉潔、高效、求實”；浦東開發“任務艱巨，責任重大，人生能有幾回搏，這輩子交給它也值得”；“艱苦、創業、奮鬥，浦東要大傢奮鬥，大傢奉獻”；“浦東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同志的偉大戰略決策，一定要辦好！浦東開發，上海的特殊性，一種新的模式。大的框架、大的政策定瞭，要在創新中開拓、創造”；“要新事新作用，要快速向前，有頭有尾，要有紀律，手段要現代化，要精心組織；工程大，時間跨度大，要協同作戰，形成合力”……我想，上述想法，不僅是我的心聲，它也是眾多浦東開發創業者的心聲，是我們開發浦東、幹事創業的力量之源。我愛人當時並不太理解，她說，你怎麼找瞭這麼一個差事。因為浦東開發之初是一片空白、一片荒涼，但我接受任務時確實是熱血沸騰、心潮澎湃，下決心把浦東開發開放的事情辦好。
由於規劃的浦東包括瞭上海市三區兩縣的部分地域，浦東一時還不能成為一個整體的行政區。為此，在李鵬總理宣佈浦東開發後，市委、市政府決定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統籌協調浦東開發的工作。4月30日上午，朱鎔基市長找時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的夏克強和市委組織部領導佈置任務，要求組織部三天之內組建好浦東開發辦的領導班子，要求夏克強三天落實浦東開發辦的辦公地點，保證開發辦正式掛牌開張。
浦東開發開放也產生瞭重大的國際影響。在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正式掛牌辦公後，《紐約時報》以半個版的篇幅發表新聞通訊——《向世界展示中國仍在大搞經濟》；同年9月，《洛杉磯時報》也以《為低迷的上海傾註活力》為題，大幅報道浦東開發的現實意義。
堅持高起點規劃：加快重點功能區開發建設
浦東開發開放初期重點開發三個功能區，即陸傢嘴金融貿易區、外高橋保稅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後來加上張江高科技園區，就成為四個功能區。這幾個開發區的功能定位在一開始就是很明確的，就是一個搞金融，一個搞出口加工，一個搞自由貿易，一個搞高科技產業。金橋出口加工區共2平方公裡，陸傢嘴金融貿易區核心區0.7平方公裡，外高橋保稅區也有2平方公裡，最初的開發區都是一片荒涼。當時我們到金橋現場考察的時候，那裡真是一片農田，還有一片高壓線。另外就是外高橋，泥巴太多，車子開不進去，當我走進去的時候，泥巴把我長筒靴拔掉瞭。所以，按照朱鎔基同志的想法，整個開發區是要規劃先行、重點開發、綜合開發。
那麼，為什麼要規劃建設這幾個開發區呢？
對於擔任浦東開發辦負責人工作，開始我並沒有思想準備。1990年4月30日中午，我在新錦江賓館會見外賓後，正準備回機關。這時，新錦江大堂經理匆匆走來說：“沙麟主任，市委有個電話找您。”我馬上到大台中電梯公司堂接聽電話，電話是市委辦公廳打來的，請我下午1:30在市委副書記黃菊辦公室見面。接完電話後，我抬起手腕看看表，時針已經轉過瞭下午1:40，於是我立即趕往康平路。到瞭黃菊辦公室剛坐定，黃菊同志就開門見山對我說：“鎔基同志要我轉達，市委決定派你去搞浦東開放。”雖然當時我毫無準備，但我一聽是關於浦東開發開放的事情，還是很興奮，因為李鵬總理剛剛宣佈浦東開發開放不久。我對浦東開發開放到底是怎麼回事還不清楚，於是就問有沒有關於浦東開發開放的材料，黃菊同志順手把他桌上的一疊資料交給瞭我，並要我明天就和倪天增同志碰個頭。
開發開放浦東：改造振興上海的必由之路
開發開放浦東是20世紀90年代正式開始的，但其實在80年代，關於開發開放浦東的建議和規劃就已經開始瞭。那麼，改革開放後，上海為什麼要開發開放浦東呢？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存在著發展滯後的困境，諸如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城市發展與城市基礎設施落後的矛盾、加快發展與傳統觀念以及傳統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等，使上海在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曾獨領風騷幾十年的地位趨於下降，急需新的發展空間來引領上海改造振興。我記得當時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老領導陳國棟為瞭實現上海的全新發展，組織瞭“上海向何處去”的大討論，改造振興上海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見一斑。我還記得他在一個會上明確提出：“我們上海是不是要沉淪瞭，上海是要振興還是沉淪？”他逢人就呼籲。這是非常發人深省的一個警告，也是一個呼聲，一個思索。上海新的發展空間在哪裡？上海新的增長點在哪裡？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改革開放的形勢已經到瞭勢不可擋的程度，所以對改造振興上海的研究，對浦東開發開放的研究就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進一步由淺入深地向前推開瞭。
要建設開發區，需大量的開發資金，但錢從哪裡來？如何才能籌得啟動資金？這是首要問題，需要創新工作思路。當時每個開發公司向工商銀行貸款200萬元，作為開辦費，但這點錢搞浦東開發是遠遠不夠的。後來成立投資公司，但不能走政府投資的老路，要政企分開。為瞭促進浦東開發開放，朱鎔基同志作瞭許多重要指示，包括在加快土地使用權的轉讓上做一些新的探索，以及采取股份制的辦法推進綜合開發等等。根據朱鎔基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們不斷想辦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在土地使用權的有償使用上做文章，就采取瞭資金空轉、土地實轉的路子，從向政府要錢轉到瞭向市場籌錢。一個平方米價值60元錢。當時可能是每個公司一共得到兩個億。具體的方式是，由市財政局按土地出讓價格開個支票給開發公司，作為政府對企業的資本投入；然後開發公司就拿瞭這個支票到土地局，就把這個土地給轉讓過來；轉讓過土地之後，土地局就把支票上繳財政。當然，扣掉一部分上繳國傢。回來後，我們開發公司就把土地拿來參股，由開發公司出面把中國商業銀行在海外的金融機構引進來，組成中外合資公司，一起來合資。當時就和香港中銀集團、招商集團等分別成立聯合公司，所以就有瞭外高橋聯合開發公司、陸傢嘴聯合開發公司等，這樣就形成瞭資金滾動。實際上在這點上黃奇帆同志起瞭很大的作用，他自告奮勇地具體操作。真是觀念一新，土地成金。這些合資公司利用引進的錢搞基礎設施開發，變“生地”為“熟地”，然後一塊土地一塊土地去批租。浦東三個開發公司實質性啟動就加快瞭步伐。現在看來，浦東四個開發區定位比較準確，開發得非常成功。
沙 麟，1936年生，江蘇如皋人。曾任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市外經貿委主任，市外資委主任，市外經貿工作黨委副書記，市政府副秘書長、副市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1990年5月，任上海市浦東開發領導小組成員，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
向海外宣傳推介浦東，這是我作為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的應盡之職。盡管我的職務後來發生變化，先後到市外資委、市政府、市人大工作，但我對開發開放浦東的關心和熱情並沒有改變，真心做開發開放浦東的一顆鋪路石。
難忘從事浦東開發開放的激情澎湃歲月
7月，我隨副市長倪天增率領的上海市友好代表團及上海浦東開發專傢團、上海城市開發專傢團訪問日本，出席上海市、大阪府友好交流十周年紀念儀式，舉辦大型研討會宣傳浦東、推進合作。倪天增和我詳細地介紹瞭浦東開發的獨特優勢和具體規劃，向出席會議的500多名日本政界、企業界及有關人士展示瞭浦東開發的誘人前景，引起日本企業的強烈反響，使浦東成瞭大阪企業界的熱門話題。會上有一位大阪制造商提問說，大阪與上海是友好城市，能否為我們提供更多的優惠條件？這時，我回答說：“對此，我們一視同仁，不過老朋友來瞭，我們會更熱情地接待的。”我的回答，引起瞭會場上一陣輕松的笑聲。11月，應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邀請，我作為“中國講師團”的成員再次訪問日本，出席由日本“日中技能者交流中心”主辦的日中經濟說明會。我在日本三個地區就浦東開發、建設世界一流的新區以及外高橋形勢等給日本經濟界、工商界進行巡回演講，日本各地工商企業界人士、日中友好人士踴躍參加，交流反響也很好。
1991年4月3日至27日，朱鎔基市長率上海市代表團應法國、德國政府和友好城市邀請，先後訪問瞭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法國、西班牙、德國等西歐六國（共七座友好城市）。我和徐匡迪（時任上海市政府教育衛生辦公室副主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葉龍蜚（時任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等陪同朱鎔基市長訪問。這次出訪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向西歐六國的政界、商界、金融與企業界廣泛宣傳我國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穩定、和諧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形勢，特別是“八五”期間我國改革開放的重點——上海浦東新區的建設宏圖，以及各項優惠政策，希望六國政府積極支持本國銀行、企業參與浦東開發。這次出訪，代表團在西歐六國做瞭大量的工作，朱鎔基同志應邀在荷蘭作“中國的改革與開放”主題報告，訪問瞭七座友好城市。各國政府、友好城市和企業、經濟界均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接待規格高，接觸面廣。由於日程安排緊、活動頻率高，每天都安排六至九檔活動，坐汽車訪問根本來不及，一些西方著名的大企業為瞭爭取代表團能去他們工廠訪問還派瞭專機、直升機，以節省旅途時間。常常是當天早上飛一個地方，回來，下午再飛往一個地方。經我國駐外使館安排，應邀會見各國政府總理、副總理、首相、議長、副議長、歐共體副主席、各國外交部部長以及外貿、經濟、郵電等部長共24位政界人士。我們訪問意大利時，意大利總理剛剛解決組閣的問題，馬上就會見朱鎔基同志和代表團成員，表示要為全面恢復和發展意中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合作關系而努力。代表團還與各國金融界、企業界、貿易界人士進行瞭廣泛接觸，通過情況介紹會、報告會、工作午餐、早餐等多種形式，向他們宣傳中國、介紹上海，特別是具體講解瞭浦東開發開放的規劃和各種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引起瞭各國經濟界人士的濃厚興趣。在法國雇主協會組織的報告會上，原來隻發出不到100張票，結果來瞭近200人。西班牙企業傢組織聯合會的午餐會，雖然隻邀請16人出席，但都是該國銀行、航運、冶金、機械、電子業的巨頭，席間他們輪番提問，並願意組織代表團訪問上海、訪問中國。此外，各友好城市均熱情而詳盡地介紹瞭我們感興趣的各方面問題，並對上海港的建設、改造提出瞭許多寶貴的建議。
在法國訪問期間還發生瞭一個小插曲。我們代表團乘坐直升機從巴黎飛往法爾馬通核電站集團參觀，剛開始時天氣晴朗，結果到瞭阿爾卑斯山區，突然飛機上空烏雲密佈，風雨大作，沒辦法飛瞭，飛機的油耗也很厲害，油快用完瞭，最後飛機被迫降在山頂上的一個小學操場上。天氣極端惡劣，學校裡也沒有人。怎麼辦？是回去呢還是繼續往前飛？朱鎔基同志大將風度，坐在那兒一聲不吭，臨危不懼。他不幹涉，讓專業人員和法國外交人士來判斷。結果法爾馬通核電站集團傳來消息，還是非常希望我們去，他們所有的領導人員都候在那裡。過瞭一會兒，天氣稍微好轉，我們又繼續前行。這次代表團訪問成果顯著，各國政府先後表示，將用政府貸款或出口信貸支持本國企業參與上海的投資或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各國銀行、金融界對在上海開設分行、開展業務十分感興趣。荷蘭的鹿特丹銀行、法國的巴黎國民銀行、德國的西德意志銀行、德累斯頓銀行等一再回顧它們與中國金融界的長期合作關系及對中國重大項目提供資金、貸款的歷史，並表示要盡早到浦東開設分行。
我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學術生涯開始於北京大學物理系，20世紀70現代調往復旦大學工作。1981年至1983年，在美國麻省州立大學（UMASS）做訪問學者，從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數值模擬研究工作。1986年被江澤民市長任命為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分管計劃、財務和外事工作。1988年至1989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沃頓商學院、佈魯金斯學院等考察現代管理。1990年5月擔任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正式從事浦東開發開放工作。可以說，浦東的開發開放是上海貫徹鄧小平同志“機會要抓住”重要指示，打造一個全新上海的重要途徑。現在回想起那激情澎湃、奮力拼搏的歲月，仍然讓人情不能已，熱血沸騰。
為瞭讓從事浦東開發的同志們有個辦公場所，急需解決辦公房子問題。這件事由夏克強同志負責，他在陸傢嘴地區選址，當時還在黃浦區工作的胡煒陪同他找房子。他們轉瞭一圈，黃浦區給的房子都不滿意，後來偶然發現瞭浦東大道141號浦東文化館沿馬路的一幢墻壁斑駁的兩層小黃樓，覺得很好。其實，說到“141”還是蠻有意義的，其諧音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要實事求是的意思。我們搞浦東開發開放，就是要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5月2日上午，我、李佳能與第一批參加浦東開發辦工作的共13個人見面，大傢互報傢門，心情激動，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大傢就像是一個突擊隊，為瞭一個偉大的目標團結在一起。
除瞭出訪之外，我還積極會見海內外嘉賓。從1992年開始，我參與會見、接待瞭150多位國傢元首、政府首腦和議會領導，包括時任聖彼得堡第一副市長、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等，其中很多人都是來看浦東的。1993年至1996年，會見243位跨國公司（海外的、全球性的）的董事長、總裁，他們都是到上海和浦東投資的。1992年至2002年，我會見過340多位跨國公司首腦，就推進浦東開發開放、申請舉辦中國上海世博會、吸引外商投資等事項進行會談，為推進上海改革開放盡心盡力工作。
摘自《浦東開發開放（上）》
上午10:30，我作為市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的負責人，在一間朝南的辦公室接受瞭新聞媒體的采訪。有記者問我上任後有什麼打算？我回答說，浦東開發開放是黨中央、國務院擴大對外開放的一個大動作。不僅對上海，而且對整個長江流域的經濟建設都將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任務艱巨，為此我深感責任重大。我們辦公室的同志來自四面八方，但大傢都懷著崇高的歷史責任感。為瞭浦東美好的明天，我別無所求，但願是一頭拓荒的牛，做一顆鋪路石子。人生能有幾回搏？黨教育我們這麼多年，現在能為浦東建設做一點點工作，也算不虛此生。搞好浦東開發建設，決心要大，作風要實，所有工作都要做到高效率，要把過去工作和管理中拖沓的毛病扔到太平洋中去。其實，現在我們開發辦的運轉已經體現瞭這種作風。浦東開發辦的人員來自各部、委、辦、局及其他單位，但調令一下，三天內這批精兵強將都到齊瞭，工作班子就搭建起來瞭。浦東開發辦用房原為浦東文化館行政辦公樓和倉庫，然而從搬遷、清理、油漆、綠化到交付使用，隻用瞭三天時間，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浦東速度”，搞開發建設就需要大力提倡這種雷厲風行的作風，做到新區、新事、新章（規章制度）、新辦，不能像以往那樣墨守成規。關於浦東開發的大政方針，市委、市政府領導4月30日已向國內外明確宣佈瞭，我們這個辦事機構目前的主要職責，是把浦東開發的規劃、政策具體化，並組織協調浦東開發的起步工作。最後，我強調，浦東開發這一跨世紀工程隻有緊緊依靠黨中央、國務院、市委、市政府領導，依靠各兄弟部門支持，依靠全市人民的支持，我們的工作才能有所作為。
留言列表
